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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讀《曾國藩家書》中《諭紀鴻》一文，內心頗受震動。在信中，曾國藩告訴9歲的兒子：“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愿為大官，但愿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在封建社會“學而優則仕”價值觀下，曾國藩自己身為大官，卻不愿兒子為大官，這種精神在今天也很有現實意義。
黨的領導干部干部是黨的事業的骨干，是人民的公仆，思想境界、信仰追求應比封建時代的官吏高很多。但是在西方價值觀誘導、社會不良風氣侵蝕給黨員干部帶來思想沖擊的現實情況下，“做君子不做大官”猶如一面鏡子，值得領導干部對照自己，從為何做官、為什么人做官、如何做官中的君子等方面反躬自省。
對于優秀的共產黨人來說，做官就是以身許黨許國，就是為黨解憂、為民做事。建國后，甘祖昌毅然從高位請辭,攜妻兒回鄉，帶領父老鄉親脫貧致富，做出了從農民到將軍，再從將軍到農民的超然抉擇。鄧小平同志第三次復出時講過一段感人肺腑的話：“我出來工作，可以有兩種態度，一個是做官，一個是做點工作。” 在做官與做事的動機沖突中，鄧小平抉擇了做事。他們的選擇，體現出高度的政治覺悟和為黨分憂、為國盡職的堅強黨性，體現出了高貴的“君子”的品格。這樣的胸懷與格局讓無數共產黨人的信仰與追求無比堅定，從而把官做淡，把事做大，把人做好，照見的是為黨為國為民的情懷，也必將激勵著一代又一代領導干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領導干部是人民的公仆，那些受到老百姓尊敬和愛戴的領導干部，無不常懷公仆之心，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放在第一位。焦裕祿為了改變蘭考的面貌，同全縣干部和群眾一起，與內澇、風沙、鹽堿“三害”進行頑強斗爭，身患肝癌，依舊忍著劇痛工作；谷文昌帶領黨員干部奮力拼搏，從根本上改變了東山舊貌，“在老百姓心中樹起一座不朽的豐碑”，這些領導干部時刻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默默地為黨和人民奉獻，卻從不考慮索取與回報，人民群眾怎么不懷念他們。這種一心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風骨，不正是黨的領導干部“君子”品格的真實寫照嗎？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一名合格的領導干部，不僅要樂于做黨和國家“頂梁柱”，做人民的“孺子牛”，還要有大視野、大胸懷，經常“檢修”自己，祛除官風官氣，防止滋生躁氣、奢氣和俗氣。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反腐敗工作不斷向縱深推進，一批貪腐官員相繼“落馬”，梳理其中一些“落馬”官員的軌跡不難發現，那些走上違法犯罪、腐敗墮落之路的領導干部，其進入仕途之初，莫不壯志凌云、兢兢業業，時間一長，便官氣十足、驕奢淫逸，逐步失去了雄心壯志，喪失了理想信念，不作為、亂作為。
毛澤東在談做官問題時指出，我們是做官，官是得做，但是官風或者是官氣要慢慢地打掉一些，最好是把它根絕，就像消滅“四害”一樣。領導干部手中握有一定權力，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一方面要聽真話、采諍言，“吾日三省吾身”，自我剖析改正缺點與不足。另一方面，耐得住寂寞，經得起誘惑，管得了自己，堅守“底線”，不越“紅線”，不碰“高壓線”，只有這樣，才能擰緊思想上的“總開關”，筑牢信念之基，守住初心之魂，絕對忠誠于黨。
有事業的生命才有質量，有作為的人生才有光亮。在新時代的長征路上，既有鮮花，也有荊棘，領導干部需常懷“趕考”意識，常修為官之德，常思為民之事，常鳴警醒之鐘，常存浩然之氣，只有永遠為人民幸福而奮斗，始終心系萬家燈火、情牽百姓憂樂，才能無愧于人民公仆的光榮稱號，才能做一名官中的“君子”，在為民造福、干事創業中提升人生的意義，綻放出生命最精彩的華章。（王維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