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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躍馬鹽淮辟新天——淮海軍區抗戰中的黃克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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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楠在市革命紀念館瞻仰父親黃克誠的照片。

    【連網】(策劃:徐勤飛 金同啟 郝忠軍 撰稿:張晨晨)“我送你們一句話吧,也是我父親教給我的。”5月17日下午,在市革命紀念館一間辦公室內,72歲的黃楠拿過紙筆,認認真真寫上“為人民利益奮斗到底 錄自黃克誠題字”幾個字,并簽下自己的名字。

    當天,她率領20多個新四軍三師的后人,到連云港尋找先輩的足跡。

    “我父親打小就叫我們要坦誠做人,一心想著人民。”帶著一口京腔的黃楠,是開國大將、原軍委秘書長黃克誠的大女兒,她有著與父親同樣瘦弱的身軀,更有著某種可貴的精神延承。

    她輕呷一口茶水,開始回憶父親曾經的崢嶸歲月。

    脾氣耿直的“老革命”

    “說實話,我父親在連云港的活動很少,可以說沒來過連云港。主要是他的部下,也就是新四軍三師的人,活動的多。”黃楠笑語盈盈,有著父親一樣耿直的脾氣。“但他去東北時,有沒有經過連云港,我就不知道了。因為當時我才兩三歲。”

    黃楠1943年生于蘇北抗日根據地,正處于父親敵后工作的穩固階段。

    如黃楠所言,黃克誠是個“老革命”。自1925年入黨,到1935年底,在這10年的土地革命戰爭期間,他經受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考驗。他參與了攻打贛州、惡戰界首、猛攻婁山關、二進遵義城的戰斗。

    這期間,他勇往直前,“最終選定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

    “我父親在隊伍里,最好認,就是戴著個老式的近視鏡。”黃楠說,由于雙眼高度近視,眼鏡伴隨他櫛風沐雨,披荊斬棘。也因此,在無數次戰斗中,他九死一生;彭德懷甚至曾關切地警告他:“老黃!下次作戰,你不許也跟著掄大刀。戴著那么大一對眼鏡片子,一看就是個官,容易遭槍子兒。”

    除了勇于作戰,黃克誠最難能可貴的品質就是“敢于直言,從不察言觀色、人云亦云,也從不患得患失、違心屈服”。黃楠說,但在當時不少人看來,他的“深謀遠慮”,卻成了“唱反調”;他的“堅定不移的抉擇”,也變成了偏執的“違抗心理”;而他的謹小慎微,倒成了“保守畏進”的代名詞。

    這也使他多次被批判,多次被罷官,起起伏伏幾十年。

    “在共和國的開國將領中,他是因講真話被罷官次數最多的一位。”黃楠說:“我父親脾氣直,說話不愛拐彎抹角。”而黃楠的妹妹、黃梅也曾回憶:父親在黨內軍內歷來是以看問題尖銳著稱,同時他又是一個勇于提意見的人物,以致毛澤東也曾因他愛提意見說過:“上至中央下至支部,他都有意見。”

    歷數黃克誠以往的革命經歷,真可謂“大起大落”。

    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他反對不成熟的暴動;湘南暴動后,他又反對特委提出的“焦土戰略”;他反對過1930年攻打武漢,反對過當年夏天的肅反;解放戰爭時反對過四平戰斗;甚至在解放后跟毛澤東主席談論四平戰役的得失時,直陳“是你決定的也是錯的”。總之,他因此被人說過“天生腦后長反骨”,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但黃克誠不以為然,他深知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為廣大人民群眾著想,更是源于自己的赤膽忠心。他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為了革命,扣上幾次“右傾”的帽子,撤幾次職,算不了什么,只要準許革命,當戰士也行。

    鐵馬錚錚下太行

    “連云港有新四軍三師不少老戰士的子女,他們聽聞我們要來,也早早地趕過來相聚。他們中有獨立旅的人,也有十旅的人。”黃楠說,聽他們對父親一口一個“老師長”,讓她覺得,這彰顯了父親在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時的巨大威望和親和力。

    時光回溯到幾十年前。

    1940年2月,時任八路軍115師344旅政委的黃克誠,奉八路軍總部的命令,將344旅擴編為八路軍第二縱隊,統一指揮活動于太南地區的344旅、晉豫支隊、獨立游擊支隊、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第三縱隊、河北軍民第四團等。

    1940年3月,在磁(縣)武(安)林(縣)涉(縣)戰役期間,黃克誠看到了八路軍總部轉來的一份電報,即為了貫徹六屆六中全會關于發展華中的戰略決策,黨中央作出了這樣的決策:總部應編一支隊伍,南下豫皖蘇邊,增援新四軍。同時,新四軍葉挺、項英、陳毅主力撤離皖南,過江北上。雙方合兵一處,把隴海路以南、津浦路以東、長江以北、大海以西這一大塊地區控制起來,建立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

    黃克誠打開軍用地圖仔細看了看,不禁拍手稱快:這真是英明的決策!

    在得到中央的命令后,他率領第二縱隊,離開太行山,直下晉魯豫,挺進皖東北。

    而一向雷厲風行的黃克誠到達雙溝后的第三天,即8月10日,就不顧行軍的疲勞,帶著警衛部隊,前往中原局所在地盱眙南邊的蓮塘,向劉少奇報到并匯報、請示工作。

    通過劉少奇的介紹,黃克誠對皖東北地區的情況,逐步有所了解。

    他知道,皖東北地區,已經云集了好幾支抗日力量了———張愛萍在這里組建了新四軍第六支隊第四總隊,發展了近千人的隊伍。而由八路軍115師第343旅685團主力改編而成的蘇魯豫支隊,在支隊司令員彭明治、政治委員吳法憲(后為朱滌新)率領下,于1940年5月由蘇魯豫邊區南下,6月初抵達蘇皖邊區。

    之前,劉少奇深感皖東北及蘇北抗日根據地的重要。

    但他為何要看中黃克誠來“主持”這項艱巨的任務呢?

    “雖然,一時間調往皖東北的部隊不少,但由于這幾支部隊沒有形成統一的指揮領導系統,彼此誰也指揮不了誰,后來劉瑞龍到皖東北后,成立了以他為書記的軍政委員會,但號令仍不行于軍隊。”市黨史工辦黨史編研處處長王濱說道。

    為此,劉少奇1940年6月6日給中央發電報說:我在皖東北之部隊,系統指揮不統一,內部外部情況均復雜,請中央及朱、彭令黃克誠速來蘇皖地區統一指揮,任軍區司令。如能多帶兵力為更好,否則不能完成任務。

    這就是劉少奇急催他速來蘇皖地區的主要原因。

    就這樣,總部對第二縱隊各旅干部又作了新的調整,成立了第五縱隊。黃克誠開始正式率部挺進蘇北淮海區。

    峰回路轉“反掃蕩”

    “抗戰時期,我父親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反掃蕩。當時反掃蕩的斗爭在1941年和1942年大概做了兩次。”黃楠對記者說道,而日寇對淮海區的“掃蕩”,大體經歷了一個從“小掃蕩”到“大掃蕩”的過程。

    1940年9月8日至17日,淮海區抗日根據地剛開辟不久,日寇集中新浦、大伊山和漣水城日偽軍兩百余人,對響水口、高溝地區分進合擊,兩次出動“掃蕩”,試探我軍虛實,遭到黃克誠部第一支隊沉重的打擊,擊斃松本司令官以下一部,余敵逃回據點。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軍部在鹽城重建。黃克誠就任新四軍三師師長兼政委,及中共蘇北區委書記。

    到了1941年2月初,日軍糾集一個獨立混成旅團及多部偽軍,共約1.7萬人,在200架飛機、上百艘汽艇掩護下,向蘇北新四軍軍部所在地鹽城展開夏季大“掃蕩”。

    強敵壓境,重兵包圍,在軍部召開的緊急會議上,大多數與會者情緒激昂,紛紛表示堅決用生命捍衛根據地,打好鹽城保衛戰。

    而黃克誠卻語驚四座:“我不同意這個作戰方案。”他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我認為在目前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我軍不宜對日軍搞正面阻擊,‘保衛鹽城’的口號是不適宜的。他說:我建議華中局與軍部應盡快從鹽城撤離,轉移到阜寧農村,跳出敵人的包圍圈。至于部隊,則應實行分散游擊,待機反擊。”

    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敵偽勢力非常強,而且蘇北是水網地區,有快艇,整個被封鎖。在內線作戰非常困難,敵人的機動性很強,只能夠跳出來做反掃蕩。王濱說,“但是,他非常注意保存實力,不跟敵人正面斗爭,而采取游擊戰方式。”這種作戰方針,在兩次反圍剿的作戰過程中,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和勝利結果。

    “對于這次反圍剿的勝利,當時的國民黨也非常贊賞,甚至日本方面也心服口服。”黃楠雖然從事的是物理研究工作,但對父親的戰斗經歷如數家珍。“雖然殲滅的敵人只有幾千人,但這是在敵偽的交通線上。”她特別強調,當時太平洋戰爭爆發,實際上對日軍的打擊非常大,整個把他們部隊拖住了,不能很好支援南洋的戰斗。

    蘇北平原剿匪記

    淮海、鹽阜向來是土匪叢生之地,敵偽頑大批派遣特務潛入根據地,同當地土頑、土匪、惡霸、反動會道門相勾結,到處造謠煽動,燒殺搶掠,破壞地方政權,坑害地方干部和群眾。黃克誠南下開辟蘇北根據地后,立刻排除萬難,大力穩固根據地建設。

    “剿匪”因此成了重中之重。

    黃克誠曾在回憶錄里寫道:蘇北在歷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沒地。而新四軍到蘇北后,土匪視之為眼中釘、肉中刺,不斷挑釁為敵,殺害地方干部,組織武裝暴動。“比如原阜寧縣沙二截反動地主蠱惑人心,四處勾結反動勢力和反動迷信組織約160人,舉行暴動;阜寧縣八灘的顧豹臣也是靠燒殺搶掠起家,有著四千畝良田的大土匪。而我市最著名的土匪,要算得上殺人魔王周法乾了。”王濱介紹道。

    為了保衛剛剛建立起來的抗日民主政權,鞏固發展根據地,黃克誠于1941年上半年開始,抽調主力及地方部隊,大力清剿鎮壓土匪頑劣。“周法乾在當上國民黨江蘇省第八行政區保安獨立大隊長之前,就已經臭名昭著,他兇殘暴戾,在灌云、東海、沭陽一帶是出了名的殺人魔王。”灌云縣黨史專家王朝陽介紹道。

    周法乾燒殺搶掠之外,還殘害了革命人士湯曙紅。

    “后來由黃克誠下令建立的濱海大隊,在鹽河西纏住了周法乾部1000多人,使得日偽頑匪無暇分兵掃蕩其他地區。”王朝陽說,但遺憾的是,狡猾的周法乾最終逃脫,直到解放戰爭時期才被一舉剿滅。

    因為有力的清剿,橫行蘇北地區的股匪被迅速予以剿滅,“漣水縣、東??h一帶及王集、胡集等地的土匪,盡數消滅,還取締了反動會道門。”使該地千百年相沿的匪患得以完全平息,人民得以安生。

    1945年8月,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蘇北我軍轉入戰略反攻。

    黃克誠組織指揮了阜寧和兩淮等戰役,攻克阜寧、淮陰、淮安等縣城,使蘇北和蘇中、淮南、淮北根據地連成一片,人民群眾的生活更加安定。

    “我父親率領三師部隊北上的這天晚上,阜寧縣益林、東溝數千群眾舉著燈籠火把,夾道歡送子弟兵,人群綿延了10多公里,不少群眾還流著眼淚。”

    黃楠唏噓道:他們是對人民的軍隊真正充滿感情的。

    低到塵埃里的樸素

    “我爸是個好人,但思想太保守。”少年時的黃楠一直這么認為,她覺得父親“從沒體面過”,而且“跟警衛員下棋經常悔棋,從來沒覺得(他)有將軍風度”。這是黃楠對自己父親的評價。

    1902年10月1日,黃克誠生于湖南省永興縣下青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少年時期的苦難,磨礪了他堅韌的性格,灌輸了一身正氣,更是賦予了他樸素敦厚、踏實為人的品格。這也許是他在女兒眼里“沒架子”的根本淵源。

    在蘇北抗日根據地期間,黃克誠身體不好,身材不高又很瘦,還有腸胃病。按中央規定,生活標準可略高一些,可他不讓執行。“每次行軍,參謀人員總是和他走在一起,駐軍宿營和他靠得很近,大點的房子,都給參謀處住。”曾擔任過新四軍三師司令部參謀的楊緒亮回憶道。在大東莊時,他得了夜盲癥,黃克誠聽說后,立即叫管理員給他買豬肝吃。

    正因為如此,黃師長贏得了大家的尊重,把他當做良師益友。

    當時,他雖然只有30多歲,但大家都尊稱他為“黃老”。

    此外,黃克誠善于管理財政,很有經濟才能。

    抗戰期間,三師在蘇北地區的生活很艱苦;供給標準是每人每天一斤半糧、三錢鹽、五錢油、五分錢的菜金,少見肉食。為了改善伙食,從1941年冬天起,黃克誠就號召部隊開展生產運動。部隊如能在一地駐扎兩三個月,炊事班就自己養豬、泡豆芽、磨豆腐。“1942年,師部在孫河莊、羊寨住的時間比較長,他就發動部隊種菜、打魚、養雞。司令部在河岸一個大廟旁種了幾畝菜。黃克誠經常親自參加勞動,還發起各種競賽,看誰種得最好,交得最多。”楊緒亮回憶道。

    黃克誠的簡樸作風一直延承到和平年代,對此,黃楠也是深有體會。

    “和平年代,父親在家里從來不談公事,所以在上中學之前,我從來不知道父親是個什么官。”她說,后來父親上班的吉普換成了吉姆轎車,她又在報紙上看到父親接待外賓的照片,才知他是個挺大的官。“即便如此,自己跟妹妹們的生活還是照舊如常,公家的汽車不能用。有天深夜,妹妹發高燒也是借一輛腳踏三輪車送去醫院。”

    “多面將軍”的“愛民心”

    “蘇北這片肥沃的土地,曾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而在抗戰中血與火的洗禮,并未使之就此衰落,新四軍三師的到來,令它重煥光彩。”王濱說。

    當時蘇北鹽阜區是我黨在華中的政治、軍事中心,華中局、新四軍軍部都駐在這里,影響很大,許多抗日民主人士都曾來這里進行抗日活動。如著名的抗日“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著名的大公報記者范長江,著名的音樂家賀綠汀,經濟學家薛暮橋、駱耕漠,知名的文化人阿英、何士德,外國記者希伯等。

    他們都受到黃克誠的熱情接待和妥善安排,生活愉快,工作滿意。

    黃克誠還注重當地經濟建設。

    雙減運動、生產競賽等,如火如荼地展開。此外,在黃克誠的指揮下,還打了兩次“經濟仗”。一次是打陳家港鹽圩子,發動群眾搬運數萬斤鹽,解決了根據地人民吃鹽難的問題。另一次是打合德公司,沒收了數萬斤棉花,解決了軍民穿衣的問題。

    而值得一提的是,效用顯著的阜寧縣攔海大堤也是在黃克誠的主持下建設完成的。

    1941年7月,經過2個月的緊張修筑,這條全長135里的大堤,如臥龍一般橫亙在海邊,有效阻遏了肆虐的海潮、海嘯之苦。“當時,本地百姓為了感激黃克誠,還將其命名為‘黃公堤’。”王濱說:“但黃克誠堅決反對,他說,這不是我個人力量所為,是共產黨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功勞。”

    最終,在他的建議下,用親自領導修建堤壩的阜寧縣長宋乃德的名號,命名為“宋公堤”。此后,在蘇北沿海就流傳著這樣一則民謠:由南到北一條龍,不讓咸潮到阜東。從此不聞沖家禍,每聞潮聲想宋公。

    這首民謠生動、形象地表達了老百姓的樸素感情。

    除此之外,黃克誠雖然戎馬倥傯,日理萬機,尤其是軍事戰略方針始終使他日思夜慮,但對蘇北的經濟文化工作卻也充滿著熱情。

    “當時的蘇北抗日根據地,除戲劇節目創作之外,報刊出版物也異常豐富。”王濱說,較有影響的有《鹽阜報》《淮海報》《鹽阜大眾》;三師政治部主辦的《先鋒報》、七旅政治部主辦的《前線報》,八旅政治部主辦的《戰斗報》等。

    而如果對報紙有什么看法和建議,黃克誠會直接給報社寫信言明觀點,或直言相告。有一次,在阜寧縣楊集鎮,黃克誠為《鹽阜報》、《鹽阜大眾》,以及新華社鹽阜分社3個新聞單位的編輯記者作時事報告。

    在講了國內外大事后,黃克誠意味深長地說:“你們當編輯、當記者,寫的文章,編的報紙,要給幾十萬、幾百萬人看。你們記者的責任重大??!你們要把自己的心和工農群眾連在一起,要真心實意為人民辦事,不要高高在上當新聞官。”

    實事求是的“千里眼”

    由于雙眼高度近視,眼鏡伴隨著黃克誠南征北戰,出生入死。

    盡管肉眼力不從心,但堅定的革命信念和非凡的洞察力,卻使他總能實事求是,對斗爭形勢高瞻遠矚,做出深謀遠慮的判斷和堅定不移的抉擇。因此,陳毅曾深表贊許和欽佩地對新四軍三師的干部們說過這樣的話:“別看你們的黃師長戴著近視眼鏡,可他的眼睛可看得遠,是‘千里眼’!”

    他在蘇北抗日根據地,用了3年時間整風。

    這3年里,在以黃克誠為首的蘇北區黨委領導下,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和風細雨的自我批評方法,不搞“搶救運動”,做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這是一次成功的馬克思主義自我教育運動。”王濱說,通過整風,蘇北全黨的思想政治水平大大提高,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為蘇北地區的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師和蘇北整風運動的成功實踐再一次證明,黃克誠是堅持貫徹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楷模,不唯上、不盲從、不唯書、只唯實,是中共人學習的榜樣。

    而最為人稱道的一次,莫過于“出兵東北”的建議。黃楠說,“抗戰勝利后,國共舉行和談,尚在蘇北抗日根據地的我父親,洞察到蔣介石的陰謀,那就是借和談之名,行內戰之實,企圖一舉公開或暗地解決共產黨,獨霸全中國。”

    黃楠回憶道:當得知蘇聯紅軍一舉消滅日本關東軍后,父親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八路軍進入東北的大好時機,遂建議華中局向中央發電報。“在遭到饒漱石的反對和譏諷后,1945年9月14日,黃克誠以一個老黨員、老戰士的強烈使命感和責任感,毅然以自己的名義起草了電報,并當即發出。”黃楠娓娓道來,他在電報中向中央揭露蔣介石的和談陰謀,并具體建議:東北既能派隊伍進去,應盡量多派,至少應有5萬人,能去10萬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領導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創建根據地,支援關內斗爭。

    “歷史最終證明,他的這一提議是具備深刻的前瞻性的。”而值得一提的是,進軍東北前,他還預見性地讓部隊官兵自行攜帶棉衣;甚至當得知“在沈陽及各地堆積之各種輕重武器及物資甚多,無人看管,隨便可拿到”的信息后,他仍要求官兵全副武裝上路。“大軍千里行軍,沒有武器,路上遇到情況怎么辦?目前情況瞬息萬變,到了東北萬一拿不到武器怎么打仗?”這是他當時想到的問題。

    “說到底,我父親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對廣大人民的深厚感情。”黃楠說:每次有媒體請我題詞的時候,我就會將父親那句‘為人民利益奮斗到底’寫給他們。“這是我父親一生的追求,做子女的,更應該延承下去。”

    黃楠笑著對記者說,瘦削的面容上泛著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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