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旗幟鮮明地指出，“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不但如此，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之初，在肯定“包產到戶”這一“第一個飛躍”時，就認為未來的希望是“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即“第二個飛躍”。他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在戰略轉換中尋求新的突破，是實踐層面應有的轉向。具體來看，就是在三權分置的土地改革背景下，在實踐層面科學合理轉向，基于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開展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重構通往“第二次飛躍”的道路，走向共同富裕。

早在2017年，為破解“誰來種地、怎么種地”的難題，黨和國家就首次提出“農業生產托管”概念。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一系列方針政策與舉措，對發展農業生產托管產生積極意義。農業生產托管是隨著農業生產力發展而產生的，是一種不同于“土地流轉”的經營模式，是在不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條件下，農民自主決定將農資采購、噴灑農藥、病蟲害防治等土地經營權里的部分或全部交給托管方代為行使，依托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導入科學技術與現代化管理等現代化農業生產要素，進而提升農業經濟效益。近年來，在土地流轉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日益凸顯之際，農業生產托管成為進一步提升農業社會化服務水平的合適選擇。全國多地積極探索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大力試點推廣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積極培育不同類型的農業經營主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并探索形成包括江蘇省射陽縣的“聯耕聯種”模式和四川省樂至縣“代耕代種”模式在內的多種有效模式。農業生產托管需要合適農業經營主體，合作社與之存在耦合性。在這些模式當中，基于合作社為農業經營主體的農業生產托管成為模式是一個較為突出的亮點，并在實踐層面取得很好的效果。在對傳統合作社揚棄的基礎上，基于黨組織領辦合作社的農業生產托管形成服務農民的強大合力。無論是組織數量還是作業量，均比往年有顯著的增加，不僅合理解決了農村耕地拋荒、粗放型經營的問題，還有力推動了農業生產的專業化、標準化、集約化和規模化進程，進而探索農村集體經濟的實現機制，重構通往“第二次飛躍”的道路。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農村年輕人選擇到城里就業，留守農村的多為老人、婦女和兒童。一直以來，土地流轉被視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然而，由于擔心土地經營權的問題，許多農民寧肯撂荒也不愿意流轉土地。農業生產耕作方式粗放、土地閑置撂荒等問題滋生蔓延。誰來種地?如何種地?這已經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何破解這一難題?于是，農業生產托管這種新型農業生產方式應運而生。具體來看，就是在三權分置的土地改革背景下，在實踐層面科學合理轉向，基于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開展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戰略轉換中尋求新的突破，是鄉村振興實踐層面應有的轉向。

從“兩權分置”到“三權分置”，主要基于農村土地制度這樣一個二次變革，傳統分散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經歷從土地流轉到農業生產托管的產生發展。土地流轉使得農村土地生產方式出現了顯著變化，呈現出規模化、集約化等發展趨勢，可是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如經營權的流轉“無序化”、工商資本盲目引入、政府監管失位、土地流轉后非糧化與非農化現象嚴重、土地流轉對農業經濟增長的潛在貢獻逐漸縮小、土地流轉后社會保障功能缺失和保障機制不健全等。究其根本，在于經營權的流轉“無序化”導致農民主體地位虛化，這樣的規模經營容易異化為資本主導，而不是廣大農民。變革的要義是，基于問題優化農村土地制度支持體系、優化土地資源配置，在保證廣大農民主體前提下，更好發揮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作用。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在與時俱進，發展農業生產托管這一社會化服務，不流轉土地也能推進農業規模化經營。尤其對于許多集體經濟薄弱的村莊來說，并不具備打造齊全產業鏈的實力，所以積極融入社會化大生產，在構建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過程中完善產業鏈布局才是合適選擇，而農業生產托管應成為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中的關鍵。

黨組織領辦合作社開展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若要有所成就，就應該走一條新型合作道路，這條道路應該堅持黨的領導、再組織化與農民主體性相統一。不堅持農民主體性，農業生產托管就不可能取得更大成就；缺乏黨的領導，就容易偏離正確方向；不進行再組織化，就缺乏實實在在的組織支撐。因此，在遵循政治和市場雙重邏輯相統一及其相互作用的前提下，堅持黨的領導、再組織化與農民主體性相統一，三者缺一不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堅持農民主體性，才能切實做到以廣大農民為中心，這是鄉村振興的關鍵之一。農業生產托管，不流轉土地經營權也能夠推動農業適度規模化經營，這就為保證農民主體性提供前提和基礎。如何進一步調動廣大農民的主體性、做自己命運的主人呢？顯然，這就需要在黨的全面領導下才有可能。黨組織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是帶領廣大農民沿著正確方向開展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堅強保證。然而，在黨的領導得到強化的情況下，為何農民的主體性依舊未能得到充分釋放呢？這是由于沒有充分組織起來。這就需要基于合適的農業經營主體走新型合作道路，再組織化道路的重構與村民自治正確軌道的引領都需要黨組織的積極作用，不然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是不可能順利進行的。在再組織化過程中一個比較合適的經營主體就是黨組織領辦的合作社，習近平同志此前就要求把合作社辦得更加紅火，這是發揮黨的全面領導作用與堅持農民主體性的契合點。堅持廣大農民主體性，并走一條內生性發展道路，貫穿于實踐始終，這是貫徹習近平經濟思想中以人民為中心價值理念的生動實踐。

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關鍵還在于超越了傳統集體主義，實現激勵效應是一項系統工程，其核心要義是要實現公平與效率、物質與精神、集體和個人、黨政和市場等方面的互促共進。歷史上人民公社等組織之所以產生負激勵效應，是因為它重公平輕效率、強調精神而忽視物質、重集體輕個人、倚重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卻忽視市場的力量，以至于它們抑制自主性和主體性的發揮，因此需要超越傳統集體主義。激勵針對的是人，從“經濟人”到“社會人”演進，人是處于一定經濟關系之中的社會人，因此在優化設計激勵機制上著重考慮以下這兩個方面。

一方面，激勵畢竟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具體的鮮活的，它的產生需要在經濟基礎上尋求穩定性與保障性，提高員工歸屬感，突出體現廣大農民的主體性地位，因此要夯實農村集體經濟基礎來使廣大農民的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和滿足，并通過科學合理的分配機制確保眾多利益相關者共享發展成果。同時堅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辯證統一，讓廣大農民在做大蛋糕的同時能夠感受到分好蛋糕過程中的公平正義，更好滿足廣大農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從而持續增加其主人翁感，倍加努力工作。

另一方面，民主和平等是農業生產托管合作社所秉承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取向，應通過營造民主平等的環境來產生激勵效應。它的穩健落實與有序開展除了需要加強民主意識的培養、以民主的形式實行管理外，還需要由成員代表大會等制度保障來實現。廣大農民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在具體用工過程中，只有營造民主平等的人際與工作環境，他們才有可能得到尊重、信任與賞識，才能凝聚成一個有機體，從中學會合作，才會以主人翁姿態出現，變被動工作為主動工作、快樂工作。民主充分賦能廣大農民的主體性，倘若民主流于形式，甚至民主管理異化，是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當家作主，也就無法充分發揮普通員工的主體性。平等同樣重要，并且要防止合作社成員異質性問題的出現及其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出現。

從農業生產托管合作社的頂層設計與實現路徑來看，農業生產托管合作社治理的兩個三位一體治理模式，即黨組織、合作社和廣大農民的三位一體，頂層設計優化、治理結構改進與具體運行機制完善的三位一體。

一方面，自上而下構建三位一體的農業生產托管合作社治理共同體，黨組織嵌入合作社，開展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并充分發揮廣大農民的主體性。以農業生產托管作為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突破口，農村集體經濟夯實黨在農村的根基，是再組織化的經濟基礎，并為發揮農民主體性提供基礎性保障。人是處于生產關系中的人，農業生產托管進一步衍生的生產關系更容易讓人聚集一起或組織起來，而這種治理共同體所形成的緊密利益聯結機制將成為實現治理有效的科學合理進路。三者的有效融合互動也將促進經濟發展、政治引領、社會治理等多方面功能的生成與協同，在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間尋求平衡點。這種治理共同體是在黨組織引領下構建治理新格局的積極嘗試，實現了對以往治理困境的突破及路徑的超越。

另一方面，探索頂層設計優化、治理結構改進與具體運行機制完善的三位一體。在頂層設計優化上，著眼于探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而基于合作社開展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是其應有之義。進而在頂層設計和制度安排下構建一個具有系統性與協同性的治理結構，并借于頂層設計優化、治理結構改進來實現具體運行機制的完善，特別是從農業產業化經營、用工、激勵、監督和約束與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構建等方面走細走實，并作出相應的具體路徑安排。這樣就通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治理結構改進與具體運行機制完善的三位一體有機統一來保障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行穩致遠。

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雖然走共同富裕面臨艱難和挑戰，但主要從十八大以來的生動實踐來看，只要我們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并不斷探索其有效實現形式，繼續發展好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探索實踐以農業生產托管等工作作為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突破口，就有可能帶領農民走好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金光大道。（□ 顧惠民  作者為江蘇海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