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連云港精神”是“崇德向善、堅韌奮斗、務實創新、勇立潮頭”，內涵豐富、外延拓展。一可以從中汲取營養，激勵全市500多萬干群在思想道德、價值觀念、生活方式、行為方式、精神風貌等諸多方面有較高的追求和堅實的行動，并作為評價個人或單位工作成績的標準；二能夠作為參照系，約束民眾尤其是黨員干部日常行為、工作生活方式和精神態度。

　　這四句表述語是一個整體，包括前提、路徑和目標三個維度，不可割裂。

　　“崇德向善”是前提，寓意高遠。它是表述語之“綱”，能夠起到統領作用。“崇德向善”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其產生的時間要早于“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端”，而“八端”又是從“崇德向善”這一上位概念中衍生出來的下位概念。需要強調的是，連云港地區也是產生“崇德向善”的故鄉。王國維認為：“崇德”的觀念出自三代時期的海岱地區。“自五帝以來，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東方”（王國維《殷周制度論》），這個東方指的就是包括連云港所在的東夷。北京大學武樹臣教授認為，“善”的同義詞是“仁”，包括連云港地區的東夷人從人與人交相愛的關系中創造出“仁”的概念，后被孔子所汲取，成為傳統儒學思想中重要的構成因素之一（武樹臣《尋找最初的“仁”———對先秦“仁”觀念形成過程的文化考察》）。孔子曾專程來到郯子國“問官”，所謂“問官”就是要全面了解和研究東方郯子國的政治文化制度，一度“登山望海”，今日的孔望山留有他的文化遺存。他感嘆郯子國德政之善，曾計劃晚年乘坐木筏南下到郁洲島（今云臺山）度過余生（《論語·公冶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薪火相傳，今天的連云港人從中汲取了“仁”的思想，樂于助人。

　　“堅韌奮斗”與“務實創新”是路徑。域內民風“樸而不文，實而不詐”（《隆慶海州志·風俗》），無機利之習。男不畏強御，女不避強悍。連云港域內多山，山是連云港先民最早的活動舞臺，人類的足跡首先踏上的往往是山地。在江蘇，早期人類活動的遺跡是在市區南郊錦屏山的桃花澗和東海縣西部的馬陵山上發現的。“堅韌”是山地之民的性情，“奮斗”是山地之民的靈魂，“務實”是山地之民的行為方式，而“創新”是山地之民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連云港先民曾用水晶石作刀，以花崗巖作紙，創作出一幅又一幅光彩照人的巖畫、碑刻，連云港境內的山是文化山。山之壑、石之洞、樹之林為文學創作提供了素材，為堅韌奮斗者提供了活動的舞臺，激發了文學家創作的靈感和潛能，《神烏賦》《鏡花緣》《西游記》等彪炳于文學史的名篇名著的創作與連云港的山是不無關系的，其中所創造的人物形象無不體現出“堅韌奮斗”“務實創新”的精神風貌。

　　連云港人的性情、價值觀、行為方式、精神面貌，和其他區域的人們一樣，既受中華文化的規制，又受周邊區域文化的影響。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史前時代至魏晉南北朝以前，連云港人的創新能力也是不容小覷的，將軍崖巖畫、大伊山石板棺葬群、藤花落古城等具有標識性的文化制作是其他地區東夷文化遺存或遺址中很難一見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名有姓的航海家是贛榆人徐巿；第一部道教經典《太平經》作于東海縣的曲陽；第一座佛教造像群出現在漢魏時期的孔望山；儒佛道三教合流首先出現在本境域等等。

　　“勇立潮頭”是目標。“潮頭”一詞涵義有二：一是指向連云港是一座海濱城市；二是指向其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等社會各項事業走在前列。歷史上，連云港這座濱海之城在長達數千年的時間里一直走在江蘇乃至全國的前列。早在四千五百年前修建的藤花落古城就是一座真正意義上的海濱城市，標志著連云港先民在江蘇率先跨進了文明的門檻（王健主編：《江蘇通史·先秦卷》）。而環顧江蘇周邊地區尤其是南方各地，有的尚在大海之中，如南通；有的尚未開化，如居住在蘇錫常地區的山越人。中國東部臨海之地多矣，然以海命名行政區域者惟“海州”最為凸顯（文獻顯示，出現海州地名有四，除連云港長期稱之為海州外，浙江省臺州市歷史上也有海州的建置，遼寧省阜新市設有海州區。此外，朝鮮西海岸有一港口城市也叫海州，因位于黃海海州灣而得名）。秦漢隋唐宋，都城咸陽、長安、洛陽、開封，皆建在北緯34.5°左右，自西向東和連云港幾乎在一條直線上，望海無不向東，東是海，海在東，東方為海州，海州在東方。正是由于海州位于中原王朝國都的正東方，是東方“國門”的所在地，是通向海外之國的最佳通道，故而有“海上絲綢之路”起點、陸海絲綢之路交匯點以及亞歐大陸橋東方橋頭堡的聯想，秦始皇曾在這里“立石”作為秦帝國東大門的標志。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認為，連云港—徐州一線在魏晉南北朝以前一直是全國的文化高地，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楚簡”很可能來自于文化高地連云港，在先秦及秦漢時期，連云港高高昂頭矗立在時代發展大浪的潮頭（榮新江《中國歷史上的敦煌）。

　　從文化角度看，連云港人從未缺席中華文明的創造。中華文化的內核諸如“法”“仁”“禮”“德”“孝”“刑”“律”等都和包括連云港地區東夷人的習俗關聯密切（參看武樹臣教授的系列文章）。文學成就更是獨樹一幟，《神烏賦》“具有獨特的風格，在現存的漢賦里連一篇同類的作品也找不出來”（裘錫圭《〈神烏賦〉初探》）；小說《西游記》與連云港關系密切；另一文學名著《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長期在板浦生活；元曲大戲《竇娥冤》被認為取材于連云港“東海孝婦”的故事。

　　從經濟角度看，鹽稅是歷代封建政府賴以支撐的僅次于田賦的第二大財政來源，而連云港地區的鹽場一直是淮鹽的主要構成部分。傳統中國“閉關自守”，至明清時期更有“鎖國”“遷海”之舉，但清政府在收復臺灣后開放的四個口岸中，云臺山口岸赫然在列，成為連云港建港的肇始和源頭。

　　歷史上，歷代連云港人在這片土地上創造了令人矚目的功業，糜竺、鐘離眜、王朗、徐宣、鮑照、王僧孺、胡松年、王鳴鶴、張朝瑞、卞賡、武同舉、朱自清、江恒源等人彪炳于史冊，他們的業績成為一代又一代連云港人的文化記憶。在中國傳統文化向現代化的轉型期，號稱“實業救國”的楷模“江北三杰”中有二位是連云港人，他們分別是沈云沛、許鼎霖，而另一位南通的張謇也與連云港關聯甚密，曾應聘主持過贛榆的“選青書院”，主編了《光緒贛榆縣志》。

　　歷史上的連云港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許多域外政治家、軍事家、文化名流和革命家曾在這里建功立業，以求不朽。任恭、劉備、邴原、垣崇祖、劉善明、明僧紹、庾信、陶淵明、馬仙琕、成玄英、杜弼、沈括、石曼卿、張叔夜、魏勝、蘇軾、王同、張峰、唐仲冕、陶澍、魏源、包世臣、謝元淮、王盡美等，他們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他們的行狀或被刻在石頭上，或被寫入史乘中，經久而不廢。誠可謂“海州古稱名郡者，以人重也”（張衛懷、湯兆成等標點：《隆慶海州志》卷七《人物》）。

　　此外，歷史上的連云港文化在東北亞地區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早在先秦時代稻作文化便傳到了同處于海州灣的朝鮮半島，繼而傳入日本列島；因為徐巿團隊的和平之旅，中日韓三國學者總能走到一起，共同探討民間文化交流的路徑；隋唐時期，連云港的宿城居住著一群新羅人，他們生產生活的地方名“新羅村”；日本和尚園仁曾兩次在海州登岸；宋代海州城內建有“高麗館”等。

　　今日之連云港人，以“崇德向善、堅韌奮斗、務實創新、勇立潮頭”的視角觀之，不乏人數眾多的實踐者。假以時日，我們堅信連云港人將會以此作為行動的指南，謀求高質發展，創造出令人矚目成績，使我們這座城市再次走在時代的前列。（石榮倫）

作者為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副教授、《江蘇地方文化史連云港卷》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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